近日，云南省纪委监委通报了5起问责典型案例，其中一起为昭通市彝良县原纪委书记马康凤（现任绥江县委副书记、县长）、陈瑾（现任昭阳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因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

　　通报显示，2012年9月至2017年1月，马康凤、陈瑾在先后担任彝良县纪委书记期间，对县教育局原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现任县信访局局长彭乐耘的有关问题处理处置不当：一是彭乐耘因彝良县教育系统发生多起违纪违法案件和自身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受到诫勉问责，县纪委对其责任追究不到位；二是收到反映彭乐耘的信访件后，未及时组织开展核查，作暂存待查处置；三是在县委组织部征求彭乐耘的党风廉政意见回复中未如实反映其履行监督责任不力问题。

　　马康凤和陈瑾因对上述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彝良县纪委被给予通报问责；彭乐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是一起对问责不力再问责的典型案例。”云南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董琦表示，当前问责在执行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表现为问责泛化、简单化，比如某地曾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该追责的部门本已明确，但县领导觉得问责范围不够广，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部门也列入问责名单。但是另一方面，从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基层，像彝良这样问责不力的问题同样突出，甚至更为典型。”

　　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梅仕灿结合当地情况总结了问责不力的几种表现：“一是问责领导干部少，去年被问责人员中，县处级占比6%，乡科级39.3%，其他人员54.7%，科级以下干部被问责的数量远超过半数；二是党委工作部门问责少，去年362起问责案例中，党委工作部门仅问责1起，问责合力还没有形成。”

　　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指出，今年要修订问责条例，“扭住主体责任，履行监督专责，实施精准问责，防止问责不力或者问责泛化、简单化”。可见，克服问责不力与克服问责泛化、简单化对于实现“精准问责”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失责必问、问责必严”被反复强调，但实践中何以仍存在问责不力、问责疲软的问题？

　　对此，董琦有自己的思考：“一个主要原因是‘不愿得罪人’的思想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基层，对同级不敢较真或者‘降格以求’，问责力度不够；其次，问责主体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参差不齐，存在机械化执行现象；还有些领导干部对自身职责和有关问题认识不到位、政治站位不够高，认为问责不是自己该管的事，等等。”

　　推动精准有力实施问责，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积极探索。

　　重庆市南川区为解决问责不力问题，明确问责重点，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发生区域性或系统性腐败问题、巡察移交问题等作为“一案双查”的重点，对责任不清楚、问责不到位的，一律不销号，做到“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增强问责刚性。同时，综合运用诫勉谈话、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方式进行问责，体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如，一街道原纪工委书记胡某某履行监督责任不力，致使“小案”变“大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纪工委书记职务被免。

　　湖北省咸宁市注重将问责与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相结合，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相结合，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巡察监督、派驻监督相结合，重点针对全市教育部门与所属公司脱钩划转中弄虚作假等问题，问责相关责任人31人。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对失职失责者必须严肃问责，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同时还要认识到问责只是手段，负责才是目的。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权责对等，依规依纪，实施精准问责，既体现力度、又体现温度，既防止问责不力、又避免问责泛化，真正做到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浙江省东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胡勇春表示。（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 刘一霖）